古希腊雅典城邦政治制度的三大基石是什么？

在200万人口、几十万公民的雅典，奠定了以后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之所以牢固和经典，源于三条原则。

民主和公平。

提倡民主和公平，当今已氾滥。而现代所有的公平，都因各种原因被打了折扣。雅典人的公平着眼于最基本的层面，即所有公民机会均等。公民不仅是选民，而且可以轮流地以抽签、背诗歌、体育竞技、抓阄等角逐公共职位，胜出者充当地方长官或法官，不胜任者随时可以被罢免。这种在现代人看来没有经过各种指标衡量和考察体系的不可靠做法实际上最为公平，那就是避免了任何个人和团体、势力通过其优势力量和阴谋，为自个谋取公平代理人和合法者的机会与平台，为任何公民尝试和展示自个的能力提供了平等机会，行则久留，不得行没关系，换人就好。即便对民主政治持批评态度的苏格拉底，也承认其优点，欣赏民主制度给予他的机会与自由。

遵从神性。

法律首先是一种信仰，然后才能非常好地被尊重。早期希腊人将那些不可侵犯的东西看成神的旨意。起初法律条文一般都是部落酋长的命令，以后被赋予神性。比如希腊十二主神各有所管，大神宙斯拥有无上的决定权和力量，他是正义的引导者，他对人类的统治公正不偏。他的决定不可改变，忒弥斯作为法律和正义的女神在奥林匹斯山上协助宙斯。在现实生活中，最古老的希腊财产法是混合在古寺庙法典的礼拜规章中。在他们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刮风下雨雷鸣闪电等一些被以为是神不高兴的现象，都有大概终止会议、出征、运动会等重大公共行为，私人生活受神性指引和约束更是普遍。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等等规范既然是神的旨意，法律神圣不可侵犯就成了人们的行为规则。苏格拉底的说法对此反映也非常清楚，当他被问及应怎样信奉神时，他回答说：「依照你们国家的法律。」

贤人执政

民主是方式，公平是政治伦理。但政治的目的是治理结果的良性，而非过程。苏格拉底以为只有知识是善的，所以贵族政治是理想状态，民主政治是胡闹。人们不会通过抓阄的方式选择一名技术工却以此方式选择 *** 工作人员，实际上后者比前者的危害要大得多。此话表面看来有理，实际上，民主政治并未妨碍贵族执政。恰恰是民主，督促了贵族、保证了真正的贵族执政。雅典公民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平的前提下，罢免不称职的当选者不存有任何障碍，从而导致良币淘汰劣币成为必然。比如伯利克里出身名门贵族，守正不阿，廉洁奉公，有眼光，善演说。据传有人故意找茬辱骂他追随至府上想试试他的修养，伯利克里并未回击。该人天黑返家时，他还让家仆为其掌灯照明。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基本都出身贵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毋庸置疑，雅典没有彻底避免司法腐败，陶片放逐法也因公民情绪决定被放逐者的命运受到指责。但似乎找不到比公平、民主、有信仰和约束及贤能之人执掌决定权更好的制度。况且对陶片放逐法弊端的指责也言过本来。比如对被放逐人投票时要超过6000名公民，假如选票总数未达到6000投票宣告无效;假如超过6000，再按票上的名字将票分类，得票最多者即为当年放逐的人选。实际上并没有几个人被流放。公元前415年春，雅典著名平民领袖海柏波拉斯因党派斗争无辜被逐，遭到支援寡头政治的激进分子杀害。仅仅一起命案，雅典城邦就终结了这一制度。实际上一桩命案在现代司法体系下何尝不是常事？现代法官断案也不大概不受个人情绪影响。

雅典人因为政治道德的高尚和理想情怀终被强权消灭。也惟如此，才有了言必称希腊的追求价值，因为其最接近理想和完美。

雅典的民主只是少数男性奴隶主享有的民主，故被称作“外观的民主，实质的独裁”。

雅典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它是城邦公民内部的民主，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真正享有权利。而妇孺、外邦人、奴隶被排除在外。它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经济、文化日臻繁盛的同时，又残忍地窒息、限制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又是社会不公的暴力机器，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局限。